作者 / 潘志立

从某种角度来说，北京冬奥会堪称冬季服装展销现场，但上身一丝不挂只涂了一身油的美属萨摩亚代表队，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眼球，他们沿袭了汤加、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的光荣传统，完美诠释了“less is more”的美学原理。而他们 less 的不只是服装，还有队伍的规模——这位光膀子举旗的壮士，是美属萨摩亚唯一的参赛选手，就在半年前，他刚参加完夏季奥运会的男子百米跑。

夏奥会上就是这个造型了在奥运赛场上，类似的小国尤其多，除了参赛人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之外，这些小国境内往往不积片雪，连一块平整的冰场都没有，但他们依然派出了冬奥代表团，可谓是“重在参与”精神的最佳代表。毕竟美属萨摩亚此前最出圈的体育新闻，是被澳大利亚男足灌了个 31-0。

例如首个参加冬奥会的热带国家哥斯达黎加，在参加了五届夏季奥运会之后，他们于 1980 年第一次踏上冬奥舞台，阿图罗 – 金奇是唯一的参赛选手，他参加了高山滑雪的男子速降和大回转比赛，金奇在男子速降中滑到 41 名，而在难度更高的大回转比赛中，他甚至没能滑过首轮。

当然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金奇原先是名足球运动员，他在休赛期接触到滑雪这一运动，起初是想保持体型，但踏上雪场的金奇好像打开了新世界，他花费两年时间说服官方，成立了哥斯达黎加滑雪联合会，并由自己出任主席。金奇一共参加了 5 届奥运会，一直滑到 2006 年的都灵。

哥斯达黎加滑雪协会主席金奇爷爷2006 年，还有两个月就满 50 岁的金奇依然是哥斯达黎加唯一的参赛选手和开幕式旗手，陪同他的有几位哥斯达黎加官员、一位医生、一位按摩师和他的未婚妻。26 年来，参加奥运的差旅和训练费全由他个人支付，单是这一趟都灵之行，金奇就要自掏 15000 美元。不过金奇显然有更重视的目标：“在 1980 年，我只是第 41 名，但在 26 年后，我滑出了自己的奥运最好成绩。”身处都灵的金奇还有两个月就满 50 岁，他的笑容充满了皱纹与自豪。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罗贝尔 – 雷马里安，同样是独苗选手，雷马里安也凭一己之力成立了本国的滑雪协会（为了凑人数，他还拉上了自家兄弟）。而出生于泰国的普拉瓦特本职是计算机教授，但他出于对滑雪的热爱，同样说服了泰国政府，成立了冬奥委员会，让自己作为泰国代表团的唯一选手，参加了盐湖城冬奥会。

泰国计算机教授普拉瓦特这样的选手往往有着丰富曲折的职业经历。关岛独苗班克特参加了 1988 冬奥会的冬季两项比赛——碍于髋部骨折，他直到冬奥会开始前 4 个月才进行滑雪训练。最终，38 岁的班克特在 10 次射击中脱靶了 8 次，72 名选手中排名第 71 位。

而斐济独苗罗哥亚瓦，则是在奥斯陆读电子工程专业时学会了滑雪，他代表斐济参加了两届冬奥会。到 21 世纪初罗哥亚瓦退役后，斐济人又有了更多想法：他们发布了“招募广告”，邀请热爱滑雪的年轻人加入国家队，刚满 20 岁的劳伦斯 – 托马斯看到广告，报名入队。于是斐济续上了冰雪传承，一位定居斐济的瑞典商人提供全额资助，最终劳伦斯最终在男子大回环项目上获得了第 55 名，刷新了斐济在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

斐济滑雪祖师爷罗哥亚瓦对这些见不到雪的小国来说，参加冬奥的最快途径就是找一位喜欢滑雪、有本国血统的选手，让他们参加高山滑雪的比赛。高山滑雪之于冬奥会，就像田径之于夏奥会一样，都是参赛门槛最低的“大众项目”。理论上，只要你滑过雪，还能获得这些热带小国的国籍，那你也能参加冬奥会，甚至有机会成为旗手。

不过代表这些国家参赛，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埃及选手埃尔 – 里迪就是典型。他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滑雪爱好者，18 岁那年，里迪被选为埃及代表团成员。作为唯一的运动员，里迪除了刻苦训练之外，还进行了精神意志的特训——他在埃及找了个满是蛇蝎的洞穴，在里面待满了 40 天。虽然这并不妨碍他在男子滑降赛中排名倒数第二、在男子大回转比赛中摔倒出局，但这份略显尴尬的成绩，依然是他和埃及的冬奥记忆。

蝎子洞里修行的埃及先知里迪（左）而马达加斯加的冰雪独苗马蒂厄则背负着更宏大的使命：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这个非洲岛国。他的兄弟经营着一家非盈利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支持马蒂厄前往都灵参赛。在奥运会的男子大回转比赛中，马蒂厄的水平肉眼可见地进步，总成绩排名第 39，高于中国选手李光旭和一名吉尔吉斯斯坦选手，以及其他三十多位没有完成比赛的选手。

塞内加尔选手拉明 – 盖耶的经历则要沉重一些，1984 年，盖耶作为塞内加尔独苗和首位冬奥选手，参加了萨拉热窝冬奥会。他是第一名参加冬奥会的非洲黑人——本来这一纪录可以由 1960 年的南非打破，但南非当时尚处于种族隔离期，他们派出的都是白人。

初次抵达奥运村的盖耶兴奋不已：“就像第一次到访迪士尼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掺杂了黑色、白色和血色的历史背景下，盖耶参赛的象征价值就扩张到了无穷大，他在冬奥会上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作为塞内加尔的旗手，他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代表团之间入场。

但唯一对盖耶不友好的是项目本身，盖耶参加了男子速降和大回转两项：“在塞内加尔，我们没有‘下坡’这个词，因为我们那就没有山。我害怕极了，几乎要吐了。”不过盖耶还是坚持赛完了全程，四肢完好地接受了赛后采访，“看来我已经充分测试了冬奥会安全措施，可以这么说，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

不会下坡的盖耶，多年后，他写了一封气势恢宏的公开信给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怒斥冬奥会削减非洲参赛选手人数的行为是“歧视”除了这些“一人成军”的队伍之外，朝鲜也曾是冬奥会上的一朵奇葩。早在 1964 年，朝鲜就首次参加冬奥会，出人意料的是，朝鲜并不是打打闹闹，而是有备而来，速滑选手韩弼花获得了女子三千米银牌。无论是参加冬奥会的时间，还是获得奖牌的时间，朝鲜都抢先了隔壁“老大哥”一大步。

当然，这也是朝鲜队和韩弼花本人的出道即巅峰——除了这枚奥运银牌，朝鲜在单项大赛的最好成绩“只有”第三名。而朝鲜队史的第二枚冬奥奖牌，则要等到 28 年后了。

朝鲜“银盘之花”韩弼花，她的哥哥韩弼盛在战争期间被留在了南方成了韩国人，两人直到 1990 年札幌亚东会才重新相见另一支“小国家创造大新闻”的队伍是 1988 年的牙买加雪橇队。这是牙买加首次参加冬奥会，擅长田径的他们没有选择高山滑雪，而是在美国企业的资助下选择了双人和四人雪橇。四名选手全部来自牙买加国防军，他们在两人项目中排名第 30，在四人项目中因为撞车落到最后一名，但这群年轻人依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转播方甚至全程转播了他们的四人雪橇比赛。1993 年，以牙买加雪橇队为原型的电影《冰上轻驰》上映，也算一段传奇。

但也有不那么小的国家，在冬奥会上反向出名，葡萄牙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坐拥一千万人口，却只在 1952 年派出了一名高山滑雪选手参赛。似乎是觉得这名选手倒数第六的总成绩不理想，抑或是对冬季运动不感冒，葡萄牙整整 36 年都没派出冬奥代表团。1988 年，葡萄牙派出了五名选手，参加钢架雪车项目。此后，葡萄牙代表团的选手数量从没超过 2 人，本届北京冬奥会，葡萄牙派出了规模惊人的 3 名选手，创造了 34 年来的新高。

后面负责壮声势的，是葡萄牙的教练和保障人员不过这些国家的运动员至少都在冬奥开幕式上亮过相，而与美属萨摩亚的壮士相映成趣的是，美属维尔京群岛代表队同样只有一名运动员，但这位选手因为新冠阳性，无法出席开幕式，不得不由冬奥志愿者代行旗手一职。

在这个体育政治化、政治娱乐化的时代，人们总想寄情于一些纯粹的东西。或许，从这些冬奥小国和独苗型选手身上，我们才能感受到最纯粹的体育、梦想和热爱。就像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塔，火焰虽小，但汇聚的是全世界的一片冰心。

来源：知乎日报